1968 年，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，在狱中结束了 70 载的生命，过了 7 年，他的妻子才得知，大家都说他走得冤，妻子却说：“他有福气啊。” 1975 年冬的阳光，薄得像张纸，落在安娥轮椅的扶手上。街道干部念 “死亡通知单” 的声音，混着窗外卖煤球的吆喝，像根钝针，一下下扎在她半僵的心上。 “田汉，别名李伍，1968 年 12 月 10 日病故，骨灰寄存……” 后面的话她没听清，目光黏在窗台上那支钢笔上 —— 是田汉 1935 年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时用的，笔帽上还留着他啃过的牙印。 二十年前，延安的窑洞里，田汉就是握着这支笔，在昏黄的油灯下写 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。 安娥坐在他对面抄稿，看他写到激动处，手指在桌上敲出节奏，像打鼓。 “这词得配个响亮点的调子！” 他抓过安娥的手，在她掌心划音符，粉笔灰蹭了她满手。 那时的他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中山装的扣子扣到最顶颗，眼里的光比油灯还亮。 街道干部走后，邻居王大妈抹着眼泪说：“田先生多冤啊，写国歌的人，最后连个名字都不能用。” 安娥的嘴角扯了扯，想说什么，喉咙里却像堵着棉花。 她想起 1966 年那个夏夜，红卫兵闯进家，把田汉的剧本手稿堆在院里烧，火苗舔着 “关汉卿”“白蛇传” 的字样，他扑过去想抢，被按在地上，眼镜摔成了碎片。 “你们烧的是中国人的骨气！” 他嘶吼的声音，比柴火噼啪声还刺耳。 这些年，安娥总在梦里看见那间阴冷的监室。田汉的囚服上满是污渍，白发粘在汗津津的额头上，他想写东西，却只有半截铅笔头。 听放出来的难友说，他偷偷在墙角刻字，刻的是 “安娥”，刻到 “娥” 字的女字旁，手就抖得握不住石子了。 临终前，他反复念叨 “国歌不能改”，看守骂他 “老顽固”，用冷水泼他。 安娥摸着轮椅上的棉垫，那是她用田汉的旧棉袄改的，里面还留着他的体温。 1935 年的上海，田汉写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，塞进香烟盒递给聂耳。 安娥在门外望风，听见他低声说：“这词要像警钟，敲醒中国人。” 聂耳谱曲时，两人在阁楼里熬了三个通宵，田汉用铅笔在谱子上画圈：“这里要猛一点，像冲锋号！” 后来这首歌在街头响起，学生们唱着游行，田汉站在人群后，悄悄抹眼泪，说 “这比我的戏有力量”。 安娥的床头柜里，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1928 年，她和田汉在东京的樱花树下，他穿着西装，她扎着两条辫子，手里捧着他刚出版的剧本。 那时他们是 “少年中国学会” 的伙伴，他说要 “用戏剧救中国”，她说要 “做地下的火种”。 谁能想到，四十年后，他会化作 “李伍”，骨灰盒上贴着 “戒之” 的标签，像个见不得光的秘密。 1979 年平反那天，八宝山的哀乐里，突然响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。 安娥被人推着轮椅，闭着眼睛，手指在膝盖上敲着节拍。 她想起田汉总说：“好的歌，是活的，能跟着中国人走下去。” 此刻，歌声震得窗玻璃发颤，像他当年在窑洞里敲桌子的力道。遗像上的田汉，戴着圆框眼镜，笑得温和，仿佛在说 “我早知道”。 有人问安娥，那句 “有福气” 到底啥意思。她让保姆拿来纸笔，歪歪扭扭写：“他没看见国歌蒙尘，没听见自己被骂作‘毒草’，这不是福气是什么？” 笔落在纸上，墨水晕开，像滴在心上的泪。她知道，田汉心里的那团火，没被监室的阴冷浇灭，没被岁月的尘埃盖住，正顺着那首歌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燃烧。 如今，天安门广场的国歌响起时，没人会想到那个在狱中死去的老人。 但安娥相信，田汉听得见。他听见的，不只是旋律，还有一个民族站直了的声音 —— 那是他用一生守护的，比生命更重的东西。 而那句 “有福气”，不过是一个妻子，对丈夫最深的疼惜：活着太苦，睡去，反倒留住了所有美好。 参考来源：金台资讯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词作者田汉